中国越来越意识到那些短平快的、拿来主义的东西已经走到头了，而这是 的时机。
文
程曼祺
编辑
宋玮
李泽湘喜欢爬山徒步，最 的一次是53岁时，他在38小时里走完了公里山路。
如果用他偏爱的这项运动来比喻人生，李泽湘已亲历了好几座高峰。
他是大疆董事长，曾在大疆成立第二年，团队走到只剩一个出纳的困难时刻给汪滔投资，帮汪滔重新招人。他深度参与塑造了这家如今估值超亿元的全球无人机霸主。
在于年发起东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后，李泽湘还证明了自己有成批复制创新的能力。在诞生于这里的60多个科技公司中，15%已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包括做扫拖一体扫地机器人的云鲸智能、做物流仓储机器人系统的海柔创新和商业自动驾驶领域的希迪智驾等。
再往前，李泽湘本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他于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下称港科大）任职期间创立了固高科技，固高是目前中国市场份额 的运动控制器供应商。作为一种工业机器人和高端装备都需要的核心器件，控制器的销量和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可指示制造业发展状况。
但李泽湘最想攀爬的山峰却不在这儿。在把更快获得成就和财富作为主流追求的世界里，李泽湘最在意的不是一个或十个公司的成功，他偏放下了这些更易摘取的果实，将精力投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最难、最慢的路上：教育改革。
李泽湘本人是中国上一次重大教育变革，恢复高考的受益者：年，本来可能在校办工厂当车工的李泽湘应届参加高考，并在大一下学期被选中留美。当去程的飞机从北京升空，越过中国的原野，舷窗下黑乎乎一片，看不到现在的万家灯火。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拿到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李泽湘又一路在伯克利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在MIT、纽约大学工作并取得教职。年，他回国加入了当时刚成立的港科大，任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后任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在港科大的最初几年，李泽湘的教学方法并无特异，但创立固高后，他发现实验室的多数学生去了硅谷和华尔街，他们既无能力做产业创新，更无此种志向。
李泽湘开始寻找一种更契合产业需求的工科教育方式，他后来将之归纳为“新工科”教育。
李泽湘认为，新工科教育应该培养“能用科技创造新东西的人”。这个目标背后有一套宏观形势判断：中国终将用尽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从可以抄作业的追赶者变为要自己写答案的领跑者，这需要真正的创新能力。而能用科技造新东西的人——他们可能是创业者或传统产业的改革者，将不可或缺。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疆、云鲸以及松山湖基地的诸多项目，其实都是新工科教育的延伸。李泽湘需要验证新工科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真正在产业中发挥作用，这些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为优化新工科提供数据和经验。
但相比更易出成果的科技公司孵化，新工科教育本身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年至今，除在港科大实践外，李泽湘还和哈工大（深圳）、广东工业大学、湖南大学等多个高校展开合作，形式从开设新课程，到合作试点班再到做联合学院，程度有加深，规模有扩大，但多数项目没能持续下去。年，李泽湘也曾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但一年后，他和当时同为港科大教授的励建书、李晓原一起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称与南科大校领导教育理念不合，宣布退出。
多次受挫后，60岁的李泽湘又开始了新计划：他主导筹建的“深圳科创学院”将在今年9月接收首批学生。这是一个深圳市政府支持的、独立于已有高校体系的新平台，李泽湘对此抱有很大期望。
他就像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山野徒步，起起伏伏，进三退二，屡挫屡试。
人能展现如此的韧性，多少与使命感有关。李泽湘年出生，成长在乡村，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强韧。他接受并内化了当时的教育试图塑造的价值观：个人应有超越自身的更宏大寄托，比如有益集体、报效祖国。这种内化是一种选择。在和李泽湘同时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居海外的知识精英中，不少人做出了其他选择。
从年起开始深度参与投资李泽湘孵化项目的明势资本合伙人黄明明形容，李泽湘有赤子之心、接地气：“背一个很破的双肩包，白衬衫、工装裤，像一个老师傅，不像科学家。”
图注：今年夏天的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科创训练营中，李泽湘（右一）和同学们一起徒步。
今年6月，《晚点LatePost》在东莞松山湖机器人基地采访了李泽湘，他谈论了科技创业、教育改革，他对产业机会的洞察和他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80年代，在伯克利求学的青年李泽湘亲历过发生在旧金山湾区的上一次创新更替。那时，钟摆从美国政府、军队资助的半导体、网络等基础技术研发摆向了车库里的极客和沙山路上的风险投资家主导的个人电脑与互联网革命。消费互联网市场由此被打开，半导体公司的“老硅谷”过渡为互联网新贵的“新硅谷”，一个个名字闪耀的大公司从此崛起。
现在，中国则在经历钟摆的反向运动。在全球化分工被部分阻断后，中国信息产业显露了繁荣之下的虚弱根基。产业重心由此变化——从应用层转向基础层，从消费侧转向供给侧。拿来主义、效率至上、短平快的做事方式也需要转变为重视原创、长期投入和对不确定性与失败的接受。
李泽湘相信此时局面不错，他说回望过去几百甚至几千年，没有比现在对中国更好的时刻。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山，还想帮更多年轻人找到他们的山。
十年前，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出版，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敏锐多思，善于内观的哲人有他的回答。而李泽湘这类心思在于实干的“工程师型教育者”提供了他的版本。
以下为对话实录：
陪创始人走夜路
《晚点》：你致力于做新工科教育和孵化硬科技公司，这套想法和做法是如何形成的？
李泽湘：最开始是因为做自动化和机器人，不能老待在实验室，必须到实际中找问题。但中国那时又没这个产业，所以自己出来创办了一家公司，就是固高。
那时就发现，传统学生来创业只能死路一条。当时的学生，十几二十个全部去了美国，去了硅谷、华尔街。
04年我觉得首先要解决人才的问题，所以在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创办了自动控制和机电工程学科部，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参与了固高的产品研发和后面大疆的重建。那时开始慢慢理解，到底什么样的学生和教育能做这件事。
《晚点》：近些年也有一些教授创业者，比如参与诺诚健华的施一公和商汤创始人汤晓鸥。他们是把自己的成果用到一家公司，但你好像不满足只做一个公司。当时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固高，做成西门子、机器人四大家族这类工业巨头？为什么一定要做教育改革和公司孵化？
李泽湘：这些东西都是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我们 的问题是这些年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教育跟产业需求是脱节的，就很难出工业巨头。
我首先是一个老师，我看到这一点，所以必须探索改革办法。但这些方法 要经过实践检验，看学生学的东西对创业是不是有用，要完成一个闭环。这就是松山湖基地的功能：一方面孵化一批科技公司，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从这里得到的对人才的要求反馈给学校，开展新工科教育，使两者互相匹配，互相促进。
《晚点》：大疆可以说是你最早的尝试。它的早期发展有一些波折，你也提到它曾经历重建，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提供了哪些帮助？
李泽湘：汪滔06年创办大疆，07年所有人都走了，就剩一个出纳。他的员工拿着他的东西到外面去生产销售，还要买通他的内部员工用他的设备做产品测试。汪滔想去告他，律师说“你先拿70万来”，汪滔哪来70万？
我当时正在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上课，他自己一个人很无助地在外面等了两小时。
《晚点》：你是怎么安慰他的？
李泽湘：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帮他分析分析问题，找些人，给他一些钱。07年团队走光时，刚好哈工大 届研究生快要毕业，那批学生就帮滔把公司重新建了起来。没有后备军团，你干不了这个事。
《晚点》：这些钱算投资吗？后来退出过吗？
李泽湘：对。我们那个新基地。（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的三位发起人共同出资在现松山湖基地附近新建了一个有配套产线与实验、测试场地的孵化基地。）
《晚点》：年大疆到了一个临界点，后来畅销的Phantom无人机已经出来，但还未引爆市场，当时你曾去硅谷见红杉资本全球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那次有什么启发？
李泽湘：我去找莫里茨，就是因为那时国内投资公司都把大疆当玩具公司，而莫里茨已经写了篇文章，非常看好无人机行业和大疆小公司当时的产品Phantom，把它当成AppleII。我们想和他聊，搞清未来到底怎么走。
我们问了莫里茨三个问题，他回答得非常好。 个问题是“中国公司能不能做品牌”。莫里茨说产品才是关键，只要产品好，不管来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做品牌。第二个问题是要做国际品牌应该从哪里切入？他的建议是：美国，美国硅谷，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头儿。
后面我们就通过沈向洋（曾担任微软全球 副总裁）把一些样品给了比尔·盖茨，然后又通过莫里茨送给硅谷的科技大佬。他们玩起来了会影响他的公司，他们公司玩起来了会影响全球这个行业。
第三个问题关于团队，莫里茨说“你得有人才战略”。
《晚点》：其实一直以来，汪滔的团队都不稳定，很多人离开了，现在也是。
李泽湘：大疆的组织管理确实要完善，但关键是有没有好的产品，能不能把产品推出来。
《晚点》：你现在和汪滔会交流什么？
李泽湘：现在公司基本健康运行，我更多精力还是在一些小公司和教育上。
《晚点》：你觉得汪滔目前 的困境是什么？
李泽湘：每个公司到这个时候都有足够多资源，都能自己figureout（解决）。
《晚点》：阻碍大疆到达下一个高点的可能因素是什么？
李泽湘：自己。你不要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
《晚点》：在你早期参与孵化的公司里，还有另一家与大疆同时期的比锐，它是做半导体设备“焊线机”的，这家公司 失败了。
李泽湘：比锐有8个创始人，力量很强。它做的焊线机相当于半导体封装领域的光刻机[1]。比锐是 个做出LED焊线机的公司，客户拿着钱来等。
失败了，一是因为关键时刻几个创始人吵架；二是比锐当时既做中端机也做高端机，同时开两条战线是学生创业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其实固高开始也就做了一款产品，一定要让一款产品进入市场完成闭环了，你才去做第二个。
《晚点》：还有什么教训？
李泽湘：当时我们融了一轮，那是最惨的一轮。我们对条款不熟悉，在 签协议时，一个产业投资方加了一条创始人回购条款。我是董事，董事长是另外一个老师，管理是几个学生。后面学生走光了，投资方就让我一个人回购。免得纠缠不清，我就回购了。好几千万，用的还是大疆挣的钱。
后面所有团队我们都不再签任何对赌（投资协议）。张俊彬（云鲸创始人）当时要对外做 轮融资，有个投资方一定要对赌。 我们几个老师又掏钱领投，再顶了他一轮。
《晚点》：松山湖基地看起来正试图成批制造“大疆”，直接从学生开始培养硬科技公司创始人，但真的有这么多人适合创业吗？
李泽湘：好多同学只是对创业不了解。今天我们孵化了60多家公司了，成活率大概80%，独角兽或准独角兽有15%。
就像走夜路，你一个人会很害怕，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起，然后再给你一个手电筒，一个打狗棍，你就不害怕了。我们也在吸引更多人，不断把走夜路的经验传递给他们。
《晚点》：你会担心再也孵化不出比大疆更好的公司了吗？
李泽湘：现在一批公司都在起来，不见得都多大。能看清方向，知道怎么组织资源解决关键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晚点》：你的评价标准 还是落在人上，看这个创业者有没有成才，很像一个老师看学生。
李泽湘：因为从这么多例子来看，创始人起来了，后面的产品、市场、业绩都是跟着来的。
现在是大航海时代
但卡脖子的东西没人做
《晚点》：你做新工科教育，孵化科技公司，目的是推动持续增长。但现状是，AI等新技术的落地速度不如预期，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你觉得还会出现像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全球化一样，吸收大量生产力诞生大量新需求，同时带领人类上一个大台阶的机会吗？
李泽湘：现在就是。谁说不增长了？那是传统行业不增长了。
现在中国人均GDP一万美金，后面还有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呢！美国从一万美金到今天七八万美金，有多少创新？中国之外，非洲人民、印度人民，人均GDP多少？
《晚点》：互联网行业增长也变慢了。
李泽湘：互联网只是很小的——就像当年真空管出来，全社会都觉得这是最伟大的东西，但后面还有三极管，有集成电路。
《晚点》：互联网之后，下一个大产业可能是什么？
李泽湘：多得很。比如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在C端会有无数机会，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会发生根本改变。
《晚点》：自动驾驶何时能真正落地依然充满争议。
李泽湘：你不要把无人驾驶看成很 的东西，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好多技术在商业落地，比如autopilot（巡航功能）、主动公交、智慧矿山等。
《晚点》：你去年在一篇文章里说未来是“机器人时代”，硬件产品的市场规模会大爆发。在此前的互联网发展中，很多红利是被软件环节获得的，如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未来机会会偏向硬件吗？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未来形态是怎样的？
李泽湘：以后的产品都不只是个硬件，它还得有软件、有数据、有智能，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云、通讯，把这些技术融合起来， 解决人的需求。
《晚点》：在什么领域还会出现像苹果、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
李泽湘：谁都没办法预测下一个平台是什么，你只有把一套创新方法、教育和生态建立起来，打造好，才会陆续出来你现在没法预测的东西。就像硅谷、以色列、深圳。
《晚点》：如何产生这样的环境？
李泽湘：关键看执政者怎么做。香港当年为什么错过了一些机会？香港政府官员都是秘书出身的、学英语的，政府高官对产业不了解。董建华时代找田长霖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2]，但没有人知道如何落地。
《晚点》：你也在和不少地方政府合作，比如在长沙市的支持下做自动驾驶产业，为什么政府的角色不可或缺？
李泽湘：比如自动驾驶需要测试场，测试场不是你写一个APP就搞定了，也不是一个初创公司甚至一家车企就能搞定。
这是整个城市的新形态——智慧公交、Robotaxi（无人出租车）、智慧码头和智慧矿场——在技术外，还牵涉法规、城市管理和老百姓的接受度，甚至你还得为行业提供人才。你就得和能理解新东西而且有魄力的地方官员沟通，怎么一步一步把产业建起来。
《晚点》：怎么看硅谷的崛起？硅谷似乎是从下而上成长起来的。
李泽湘：它也有从上往下的。当年二战和 时，对真空管以及后面的三极管有很大需求，美国政府支持的一些科技公司都布局在硅谷了。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也把以前支持东部学校的经费倾向性地给了斯坦福、伯克利。斯坦福工学院院长Terman[3]把他在哈佛主持电子实验室时的学生、老师都招到斯坦福来。这是一个政府、军方、高校、企业、资本多方互动产生的生态。
《晚点》：一开始，美国政府有主观上想把硅谷建成什么样吗？
李泽湘：VannevarBush在二战前给罗斯福写的报告里说，二战不可避免，它将是一场科技之战，美国必须汇聚力量为二战做准备。这才有了ManhattanProject（曼哈顿计划，研发了原子弹），MITRadiationLab（麻省理工放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前身，研制出了雷达）和国家实验室体系。二次大战结束了，Bush又写了EndlessFrontier[4]，建立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Bush是MIT工学院院长，后来做了卡内基研究所所长，硅谷之父、信息论之父和数控机床之父都是他的学生。
他影响了全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李政道80年给邓小平做的最重要一个建议就是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没有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我们还在黑暗里摸索咧。
《晚点》：政策环境外，我们可以聊一下资本环境。现在红杉和高瓴都是你们基地的天使基金的出资人，和红杉沈南鹏、高瓴张磊接触下来，你觉得他们作为中国 投资人，对投资科技有什么思考？
李泽湘：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小基金，他们俩蛮支持的，相当于做一个公益。
开始这些公司，比如云鲸起来时，我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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