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的合影。前排左起刘桂玲，赵亮，赵计成，后排为房祥云。受访者供图
赵计成（左）和二弟在自己居住的屋子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马宇平/摄
赵尔永（左）和赵亮初次见面时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从小到大，赵亮都记得一个叫“连伟”的名字，但不明白它的含义。
他的大部分记忆是残缺的。可以确定的是，他在5岁那年走失，进入国家救助体系，成了一名身世不明的孤儿。直到离开福利院外出谋生，他连最想念的母亲的模样都记忆模糊了，却莫名其妙仍记得“连伟”这个名字。
这个记忆顽固地存在了28年，直到赵亮终于知道，原来“连伟”就是他自己，他真的姓赵，就连他出生的地方也姓赵，是山东莒县一个叫“赵家葛湖村”的地方。
他第一次确认了自己的姓氏，此前的所有记录都不够准确。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儿童福利院里，一份属于他的档案记载，他的籍贯是山东，生于年6月1日。籍贯是准确的，因为他与家人失散时只有5岁，能够告诉别人自己从山东来。
除此之外，就连姓氏都是随机填写的。他记得自己最早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在那里，说不清姓名的失踪人口大多以收容登记时的编号作为称呼。这个孩子受到特殊照顾，得到了一个名字。
他还记得工作人员给他起名的寓意，“赵亮”，百家姓的第一个，希望他将来有“亮亮堂堂”的生活。为他登记的生日则是6月1日——工作人员常将这个属于孩子的欢乐节日，作为那些可怜孩子的出生日期。
成年后，赵亮仍会在6月1日这天喝点酒，庆祝“这个虽然不是生日，但还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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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家葛湖村，这个孩子的失踪曾是一件大事。年过四旬的村民几乎都知道，年，村民赵计成、刘桂玲夫妇带着小儿子去黑龙江探亲，在牡丹江转车时，娘儿俩都丢了。
邻居们还记得，刚出事那几年，赵计成的母亲经常急得骂：一个大男人，怎么出趟门就把两个人弄丢了？
着急的亲戚历数他们不该出门的种种理由。那段时间，村里有年轻人出去当兵，也会在家书里问，“大娘寻到了吗？”
赵亮只是隐约记得，先是父亲不见了，他跟着母亲。天黑下来，母亲还在找路，他在母亲的背上睡了好几觉。他记得母亲背着自己，踩着“两根挨在一起的铁管”过河，想去对岸亮着灯的人家求救。快到河中间的位置，母亲失足掉进河里。她在冰窟里，边呼救边将儿子托起，推向岸边。
根据他模糊的记忆，他曾拽着斜坡上落着雪的枯草往上爬，拽断了，又滑回冰窟的边沿，母亲就再托着他往上爬。
后来，他在一间暖和的房里醒来。屋里没人，他去外面找，看到成片的平房被一条铁轨隔开，在铁路边，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他。
没有人能够佐证他的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片段也越来越模糊。他进了收容遣送站，经常“使劲地想”一些问题，诸如当时父母带自己要去哪里，家在哪里，父母叫什么名字，以及，母亲从河里出来了吗？
没有答案。
后来他甚至怀疑，自己和母亲不是在火车站走丢了，而是被父亲“抛弃”了。
“不然我爸为啥不来接我？”那是一个孩子所能想到的、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他说，自己逐渐忘记了母亲的模样和声音，但时常梦见母亲救自己的画面，哭着醒来。
到最后，他只能记住“连伟”这个名字。
赵计成则记得，年农历十月初四，他扛着一袋子从地里新收的花生，妻子背着小儿子，出发去黑龙江给岳母拜寿，顺便让老人看看还没见过的小外孙。他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姥姥身边生活，已经能挣钱了。早些年，他岳父母带着家人从山东去黑龙江“闯关东”，在距离牡丹江多公里的林场伐木、打熊、垦荒、种木耳、采野菜，安下了家。
从赵家葛湖村到黑龙江细鳞河林场，有多公里路，他们预计要走5天——先坐三轮车到县城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去济南换乘火车，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两次中转，到达离林场最近的绥阳站。
赵计成记得，到达牡丹江火车站是十月初七下午，三个人已经在路上走了3天。离目的地只剩下多公里，他们只要在火车站等一宿，第二天早晨的火车会很快将他们送达。但在牡丹江下车时，三口人被人群冲散了。扛着一大包花生的赵计成被人群推着走。他在火车站周围转悠到天黑，第二天，一个人到了岳母家。
二儿子赵尔永当时19岁，他记得那天见到父亲时，自己刚从山上挖野菜回来。“我当时就想，完了，找不回来了。”他回忆，那时的火车站周边属于“高危地区”，有扒手，也有专门坑蒙拐骗、勒索抢劫的。
转天，赵尔永跟着哥哥、姨夫和3个舅舅又坐车去牡丹江找人。他记得，他们去了火车站旁边的派出所，警察建议“先再好好找找”，他们最终也没有正式报案。
“光让你找，让你好好找，可那么大个城市上哪里找呢？”他们找电视台，发现播寻人启事按秒计费，付不起。后来，在晚上10点多的一档广播节目后，播音员口播了这条寻人信息。“播完就说‘晚安’了，效果肯定不好。”赵尔永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他们在牡丹江找了近10天，直到花光了亲戚们凑的盘缠。一位算命的“半仙”，也从病急乱投医的这家人手中赚了元钱。
岳父母没忍心埋怨女婿一句话。赵计成回了山东老家，他想着，万一娘儿俩回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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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5岁孩子完全不记得自己获救的过程。他进了收容遣送站，与没有身份证件的流浪汉、生活无着的精神病人等住在一起。根据档案记载，他年5月进入儿童福利院，以此推算，他在收容站里生活了4年多。
他记得，收容站里，人们头挨着脚、侧身挤着睡大通铺，吃混合面的发糕，菜汤上漂浮的白菜会瞬间被夹光。
他颈部的一条伤疤，是那段日子的记号。一名被收容的年轻人搞到了汽油，要学马戏团给大家表演“喷火”。赵亮在旁边端着汽油。表演失败了，汽油泼到他脖子上，烧伤一直到后脖颈。
在那里，他有时一晚醒很多次，盼着第二天能有家人接自己出去。
他记得在不同的收容站生活过，最初的那个收容站有个院子，他听旁人讲在夜里翻墙逃跑的计划。那些人的成功离开，让他羡慕不已。
10岁那年，赵亮进了牡丹江市儿童福利院。他已经可以记住很多细节：年中国发生了洪灾，很多企业给福利院捐了奶粉和雪米饼，一年都吃不完；读小学四年级前，有专门的生活阿姨帮他们洗衣服、整理房间；过年时有吃不完的“硬菜”，孩子们把盘子里切好的火腿肠装进口袋当零食，苹果和花生用卡车运来；没有零花钱，他想法“以物易物”，通常用一种硬纸片叠的“方宝”，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参加了院里的鼓乐队，负责打小镲，没学过乐理，背下了“上上下下”的口诀。
对福利院里上学的孩子，考虑到上学路上的安全，福利院实行集中上下学的形式——所有的学龄孩子按年级排成队，由福利院的老师护送到学校。赵亮反感这种串糖葫芦似的“长蛇阵”，他觉得“被特殊化了”，“同学一看就知道是福利院的孩子”。
“有时在学校和同学们闹着玩，对方会起哄指着你喊‘没爹没娘的孩子’，那时候真的挺受伤的。”赵亮记得，当年身边的小伙伴有的父母离异，有的父亲在矿难中遇难，他很羡慕他们，“因为不管几个月还是一年，总是会有亲戚来看望。”
年，他年满18岁，背着铺盖，带着日常衣物离开了儿童福利院。老师介绍他去一家造纸厂做了锅炉工。他至今都觉得那是份不错的工作——挣钱多，能学到技能，考取司炉工证在市场上会“很吃香”。
但他3个月后就离开了。学徒工每月到手元，勉强够伙食费。离开时，20多元的火车票钱是向同学借的。他穿着拖鞋离开，因为鞋坏了，买鞋的钱也没有。
他去歌厅打过工，给客人放点播的歌曲。一次和同事争吵，对方说脏话，脏话里有“妈”，赵亮急了，和人扭打起来。水泼到光盘上。老板要扣他一个月工资。他悄悄离开，连铺盖都没拿。
在社会上，他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孤儿的身份，“不想博取别人的同情”。朋友们闲聊，提到“父母”，他会躲开，因为担心对方下一句就问起自己父母。谈恋爱后，直到要见双方家长，他才坦承自己的身世。
他对母亲的思念一天也没有停止。他试着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寻亲”，到网上发帖，加入了很多寻亲QQ群。但他能提供的信息很少，母亲的相貌他都不记得了，失散的位置也不能确定。年以后，原先的收容遣送站被救助站取代，当年的记录和人员都再难寻觅。
年开始，赵亮不再寻亲了。靠打工时学的手艺，他和女友开了一家棉服加工厂，成衣主要销往国外。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一年也歇不了几天。
有时候，他路过儿童福利院，会下车在门口站一会儿。他和其他孩子曾在那里玩“跑大锅”的游戏。对那里的生活，他感到怀念，但他也强调，“幸福谈不上，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最想要的东西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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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赵亮只能居家办公，时间突然多了起来。女友陈婷（化名）鼓动他再次寻亲。他虽然“一点儿兴趣”没有，但还是答应了。
陈婷在网上找到了“宝贝回家”的寻亲志愿者刘红涛，这个人是河南省中牟县的一个村主任，41岁，年开始帮人寻亲。从年起，他在抖音上发布了多个寻亲视频，帮助多个人找到了家。不过，他对记者说，自己还不会用电脑处理信息，直到现在，每条寻人信息，他都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再制作短视频。
“家里种苹果、山楂，吃葱花饼，奶奶或外婆家里有一棵枣树，自己左眼扎伤过，脚二拇趾短一截。”赵亮按刘红涛的要求提交了“关于家乡和父母的记忆，以及自己一些身体特征”。年1月28日，刘红涛将赵亮这些模糊的信息和自拍照做成视频，发在网上。
第二天，赵家葛湖村的一个村民和牡丹江市绥阳镇的一位居民——此人是赵计成岳母家的邻居，都刷到了这条寻人信息。他们分别确定这是当年走失的赵连伟，因为他和二哥赵尔永“长得太像了”。
两名用户分别找到了赵尔永，赵尔永一刻也没耽搁，把赵亮的截图发给哥嫂。“我大哥看了一眼，说‘没错，就是了’。”他给刘红涛留了言。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见过很多“信息基本能吻合，双方匆忙见面认亲，然后DNA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空欢喜一场”的例子。刘红涛建议他们，先做DNA鉴定。
赵亮从网上买了血液检测卡，扎破手指，将血滴在检测卡上，寄到了吉林省的一家DNA鉴定机构。在那里，工作人员将他的血样和赵尔永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结果认定，他们是“同一父系血缘关系”。
陈婷也在抖音上发布了那条寻亲视频，巧合的是，这条信息也被那位绥阳的邻居刷到了。最后，没有通过刘红涛，赵尔永直接联系到了赵亮。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先加了赵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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